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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枪追赶:红军将领李特的奇特人生

时间:2019-08-14 01:04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内容摘要:李特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然而在红军时期,他却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曾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西路军参谋长。在长征途中,李特奉陈昌浩命令,带人持枪追赶,并对毛泽 东出言不逊,阻拦中央红军北上,成为他一生

  李特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然而在红军时期,他却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曾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西路军参谋长。在长征途中,李特奉陈昌浩命令,带人持枪追赶,并对毛泽 东出言不逊,阻拦中央红军北上,成为他一生中最引人注目行为而青史留名。1938年初,李特在新疆迪化以“托派”罪名被杀害,从此沉冤半个多世纪。直到1996年,李特才被解放军总政治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1960年10月,在北京的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住地,毛泽 东正在和他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谈话。斯 诺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吸了一口烟,略做沉思之后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毛泽 东所说的“最黑暗的时刻”是指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违抗中央北进的决定,坚持南下,并于9月9日对红军左路军下达了南下的命令,同时致电中央,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成为牵动全局、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焦点。党中央也处在随时都可能被张国焘胁迫的危险境地,是长征中的红军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为南下或是北上,张国焘与中央已经对峙许久。等中共领袖中央认为,再继续说服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开辟道路,党中央毅然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在前开路的红一军团靠拢。9月10日凌晨,等中共领袖率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党中央从巴西悄悄北撤,令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大为光火,即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和秘书长黄超前去阻止红军大学北上。李特第一个飞马赶来,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带领红大的几个年轻学员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的口号。他手下的几个年轻人举着“反对逃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牌子高喊:不要跟毛泽 东、周恩来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年轻人的口号有点稀落还有点颤抖,透着一股惊慌和不安。

  的大名于这些年轻人并不陌生,他们对的故事早有耳闻,而且对违背张国焘总政委的意思,坚持北上,从思想也认为一种右倾逃跑主义。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贪生怕死的表现,是想分裂红军,把红军交给给苏联。因此,他们对的敌意也是发自内心的。可一旦面对这个蓄着长发,身材高大,一身破旧军装,一脸倦容,手里还拿根棍子的中年人,各自心中却生出莫名的胆怯。当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举到半空里的拳头自然的放下,光张嘴发不出声了。本来表情沉静的竟哈哈大笑,他走到李特跟前,向他耐心讲述北上的理由。李特不等讲完便跳了起来,一只手指着毛泽 东说你毛泽 东放弃江西苏区,实行逃跑主义,现在又搞分裂。另一只手习惯的按在腰间的大左轮手枪上。正当李特与对峙,朝着指手画脚的时候,双臂被人从后面紧紧的抱住了。

  抱住李特的是原共产国际顾问,现在是红大教员的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字叫李德也称华夫的德国人。他知道李特性急如火,多年的战争养成了他手不离枪的习惯。李德见李特一只手按在腰间的大左轮手枪上,一只手在指着毛泽 东比比划划。李德怕李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发生意外的不幸,就提醒时任红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注意李特的表现。他自己则大步跨过去,从后面把李特紧紧抱住,并用俄语大声说:你准备干什么。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李德也在苏联工作和学习过,又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平日两人私交不错,见面时一般都用俄语交谈。李特对李德此举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两个人争吵对骂动起手来。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李德捉李特”。熟悉俄语的博古告诉大家,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保皇派。李特说遵义会议毛泽 东批了你,你还包庇他。李德说毛泽 东北上是正确的,南下才是逃跑。毛泽 东向李德投过会意的一瞥,走过去把相互抱着的两人分开,对李特训斥道,你休要这般猖狂,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李特看毛泽 东发火了,也不再吱声了。莫文骅在《永不磨灭的回忆》对这一过程此有记载,李德在其的《中国纪事》中也有所流露。

  毛泽 东在这里说了一句话,让在场的人无不佩服毛泽 东深刻的预见。根据的回忆,毛泽 东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敌人力量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 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

  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最后这句话,毛泽 东同志连着讲了三遍,给在场的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年零一个月之后,既1936年10月10日,南下的四方面军再次越过草地,与毛泽 东领导的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那是一座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偏僻小城。

  彭德怀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中这样描写了当时的情况:“三军团北进,毛主席和我走在后尾之十团即杨勇团。在路上时,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毛主席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第四方面军之李特,不许红军第一方面军干部回到第一方面军,采取野蛮的镇 压。可是李德在中央苏区犯了错误,这次表现很好,站在了正确的方面,放回了一方面军的干部。毛主席同李特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也劝我不要同他闹了。陈昌浩送信给我,要我停止前进。毛主席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我们,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来追击。”

  李特当时只是红军大学教育长,在这之前只是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是四方面军的领导成员之一,按级别不算低。但他与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张闻天等比起来,却又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历史却就是钟情于这样一位小人物,在这一关键时刻历史选择了他,使他一举成名。他去追赶毛泽 东本是奉命行事,但在追上毛泽 东之后出言不逊,行为粗野,对当时党政军领导多有伤害,这令当时在场的人对他均无好感。彭德怀、、等在事后的回忆中,都对这一事件有过述说,对李特本人均无好评。当毛泽 东晓以大义后,他就带着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学员离开了。有的人分析李特只所以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离开,一是毛泽 东非常耐心的做了说服工作;二是他面对的是能征惯战且同样是性情如火的彭德怀,因此不得不有所忌惮。虽然李特没有再为难毛泽 东和中央红军,但他却以持枪威胁毛泽 东而载入中共历史,并成为一代伟人“最黑暗的时刻”的直接制造与参与者,这实际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李特原名徐克勋,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李特平时沉默寡言,除专心读书不事其他活动。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泰山春游,当同学们欢呼雀跃,奋力攀登五岳之首并深为泰山的雄伟所震憾的时候,他却躲在车厢里看书睡觉。这样一位不太愿意参加集体活动的青年,当唐山掀起路矿大罢工的风暴时,他却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声援活动中去,并以其出色的表现,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李特敢于斗争的精神和很强的组织能力,引起学校党组织的注意。1924年,李特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共 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他肩负党的使命,依依惜别培育他三年唐山交通大学,踏上新的征程。

  李特个子矮小,在苏联留学期间,被大家以英语戏称为“Little”。从此,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李特在苏联学习期间进步很快,于1925年转为中共 党员,担任了班级党支部书记。这年底,冯玉祥派数百名学生到苏联学习。为了做好统 战工作,中共旅莫斯科部调李特和另两名同志,以翻译的名义到乌克兰的基辅去做学兵工作。他在中共驻共 产国际的代表团和瞿秋白等同志领导下,加强学兵的政治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在这期间,李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宣传了我党的主张,发展了不少党员。著名革命者师哲,就是在1926年由李特介绍入党的。

  1927年秋,李特又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他在这个学院度过了三个春秋,和在这个学院学习的刘明先、刘伯坚、肖劲光、李卓然、傅钟、曾涌泉、伍止戈、蒋经国等中国同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30年夏毕业。这期间中国革命正是极左路线盛行的时候,李立三为了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主张,成立了各级行动委员会,并要在上海等大城市进行武装暴 动。为了适应这一目标,李立三特意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员调回上海,做武装暴 动的准备和组织工作。李特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30年秋离开莫斯科回国的。返回祖国的时候,李特还冒着很大的风险在旅行箱的底部夹层带回了一本步兵训练操典,这为中国红军的规范化、科学化训练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理论教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特担任过几个地方党的特委委员和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杨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在此期间,李特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为鄂豫皖、川陕革命 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期间,李特历任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在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军部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李特随右路军行动。担任红军大学教育长。在第四方面军,除了秘书长黄超,李特也是张国焘非常信任的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拥兵自重,处处与中央掣肘。张国焘在红军向何处去等战略问题与毛泽 东等中共领袖意见相左,李特一直就是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这期间中 共中央机关报《红星报》发表了凯丰的文章《列宁论 联 邦》,李特和黄超认为这篇文章是针对张国焘建立的西北联 邦政府面发的。他把这篇文章交给了张国焘并谈了自己的看法。生性多疑的,张国焘以为这文章不是一件小事,他怒气冲冲的去找党中央的总负责张闻天理论。

  1936年11月,为执行中 共中央的《十月份作战纲领》,根据军委会的安排,由四方面军大部和一方面军一部已经过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西路军在过黄河这个问题上,中共高层认识并不统一;过河期间因受敌情限制,本应跟进的部队没有能够跟进;西路军的任务多有变化,致使部队行动飘忽不定;中央对西路军统的过死,没有给前线指挥员充分的战略战术自主权。这都是造成西路军的失败重要原因。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转移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一带时,已不满3000人。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军,与追敌血战竟日,第二六五团损失殆尽,第二六七团也遭受很大伤亡。的指挥所,一度被敌骑兵从三面包围,险些被敌人冲掉。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认为部队已战到最后,只有设法保存基干。面对谁也无力挽回的败局,大家都非常悲痛,难过得说不出话来。陈昌浩眼含热泪,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三条决定:一是、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二是由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统一指挥军事;三是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各率领一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

  1937年5月7日,创造了不朽业绩的西路军余部400余名将士,终于结束了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日子,进入达迪化(乌鲁木齐)。根据中央指示,西路军余部整编为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在党代表邓发的具体组织下,从1937年秋季开始,开展政治理论军事学习。其中批判张国焘成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谢富治、钱钧、、王建安、陈再道、周纯全等纷纷倒戈,表示认识和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然而李特却执迷不悟、仍然坚持他的立场,痴心不改的拥护张国焘。在一次辩论会上,他和黄超大骂毛泽 东和中央红军,攻击中央的正确路线。参加这次会议的陈云当场就指出李特说的不对,对他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批评。此后不久,黄超、李特就被解职。根据编写组编写的《传》中介绍: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选择。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立场的选择。当时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去延安还是去苏联选择。等人表态坚决要回延安。黄超、李特等不愿意再见毛泽 东,就选择了去苏联。有人认为,他们选择去苏联,是想到共 产国际那里告中 共中央的状,这也只是一种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没有选择回延安而是选择去苏联的政治态度,与他们后来的结局不无关联。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李特等人做了这样的评价:李特、黄超是从1931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在他们去鄂豫皖苏区之前,我原不熟识,中共中央却推荐他们任要职。我们这些年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很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的艰险因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张国焘在这里对李特、黄超的评价还是很中肯很切合实际的。有些中 共历史的研究者认为,是李特、黄超被杀导致了张国焘的叛逃。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一些道理,李特、黄超被害和张国焘出逃发生在前后不长的时间里,从事情的因果关系上看,亲信被杀主子出逃也有可能。但把张国焘叛逃完全归结到这里,此说是不能成立的。张国焘叛逃最根本的是在于他信仰的动摇和缺失。一个有着坚强信念的人,是不会因为两位同志被错杀而放弃自己信念的。当然,李特、黄超被杀,对张国焘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述了一次和王明的对话:“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能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自己承认,王明所说“虽不是托派,但他支持了托派”说法和王明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让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加上张国焘还背着一个另立中央的包袱。苏联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和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都让张国焘感到了一种恐惧。这些众多的因素才使得张国焘投靠了。

  李特在鄂豫皖根据地,成为张国焘的亲信并得到张国焘的重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李特从苏联留学回来,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的时间和张国焘、陈昌浩、沈泽 民等几位大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的时间差不多。李特懂军事,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水平都很高,有留学苏联的优越背景。对于鄂豫皖根据地和四方面军来说,李特和张国焘等一样,他们都是后来人、外来人。这自然成为走的近的一个重要条件。李特自身所具备的才能,也符合张国焘急于培植自己势力的条件。李特性格倔强、脾气刚烈,属于那种城府不深、心直口快比较容易驾驭的人,这也应对了张国焘一贯的用人标准,所以李特能很快进入张国焘的视野,成为张国焘所倚重的亲信。而李特也唯张国焘马首是瞻,成了张国焘至死不喻盟友。

  张国焘到鄂豫皖不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便以中央分局和鄂豫皖军委会的名义将曾中生撤职,改由陈昌浩任四方面军政委。搬开了曾中生之后,张国焘随即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肃反运动。按照张国焘的思想,鄂豫皖根据地肃反对象重点放在三种人身上:一是投诚的官兵;二是出身不好的;三是学生知识分子。通过肃反运动,把原来的大部分他们认为控制不了和提过不同意见的人都杀了。四方面军的几个创始人几乎无一幸免,红军四方面军的创始人,著名的红军将领许继慎、邝继勋等都以不同的理由相继的被害。包括四方面军部指挥的夫人程训宣也被以改组派的名义处死。政委陈昌浩的夫人张秋琴从一个军级干部被处理为医院的护工。在这场肃反运动中,李特、黄超等都是积极的参入者。在后来的回顾中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的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后,李特不满中央红军,他和黄超遵从张国焘指示,拉拢分化对一方面军的干部,黄超曾给彭德怀送钱送米送兵,被彭德怀严词拒绝。莫文骅在《永不磨灭的回忆》里记述了李特在一方面军中拉拢干部的一件事:李特对莫文骅说,象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那意思是在一方面军升官慢,毛泽 东不如张国焘重视和使用人才。当莫文骅不同意李特的说法,并谈到了一件事的时候,李特忽然严肃起来说:那么说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莫文骅一听这话吓了一跳,因为他知道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里只要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那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在红四方面军里,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一向严加监视、特殊对待的。建国以后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徐深吉中将曾有这样的回忆:有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傅钟等几个领导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说了一句:“牛顿也很有学问呢,他还发明了牛顿定律呢。” 张国焘当时就愣了,说了一句话:“徐深吉了不得,还知道牛顿,你是不是要考考我们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啊?” 说:徐深吉都是听我说的,他哪有什么学问,赤卫队队员一个嘛。这才保住了徐深吉没有划进知识分子行列,没有成为张国焘重点监视特殊对待的对象。

  张国焘本人就是大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最警惕。张国焘提拔和使用的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或者带有浓厚工农色彩的小知识分子。成仿吾就在《记叛徒张国焘》里说,张国焘主政鄂豫皖之后,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提出了一个“四个必然”的定论:“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在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用中央分局机关报的名义发表社论,对党内异己分子规定了一个识别标准:“什么是党内的异己分子,就是那出身地主、富农、资金产阶级而没有真正无产阶级化了的分子,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在红四方面军中,戴眼镜的、别钢笔的、会写字的都成为肃反对象,列在应杀范畴之内。李特作为留过洋的高级知识分子,本应知道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动机和信念,知道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巨大的作用,但他出于对张国焘的愚忠,为了表示紧跟张国焘,他的见识就跟张国焘如出一辙了。

  正是因为四方面军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像王树声、、徐海东、杜义德这类文盲大老粗是最受欢迎,也最容易受到重用的。多年之后,军史研究者刘统在撰写《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一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可信的资料证明 “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像这样党性强,又能打仗的工农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都是作战勇敢,但政治素养差、作风粗鲁。”也就是说,简单粗暴成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常用的一种手段。红四方面军对西北军起义过来的红五军一直心存怀疑,甚至谩骂红五军是“戴眼镜说漂亮话的反革命、假革命”。有一次李特看到原独立师政委张平凯蓬头垢面的走过来时,竟然指责说: “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吗?” 当时红军给养困难,部队首长带头找吃的本来是寻常事,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的成员之一的李特公然给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可见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对人对事的评价是非常草率的。

  李特对张国焘的忠诚可以说是没有分析的,不讲原则的,带有极大的盲目性。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脚木足的白赊喇庙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突然提出另立中央,并宣布开除了毛泽 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党籍。所有的入会人员包括陈昌浩都对张国焘的行为感到吃惊,认为张国焘走的太远了。就在大家为这突然的消息面面相觑,惊诧不安的时候,时任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突然大声说:我们不再信任原来的中央了!李特紧接着第二表态说:中央既然丢下我们,我们也不再跟中央跑了。张国焘对入会人员一个一个的问。结果除黄超、李特几个人之外,其他的人都不赞成和支持张国焘另立中央。以李特的政治水平和认知能力,他还不至于糊涂到连基本的党的纪律都不明白,连张国焘的图谋也年看不透,但他还是支持了张国焘。随后,李特成了张国焘临时中央的中央委员。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在任弼时、贺龙等人的积极工作下,两个方面军六万多人并肩北上,再次进入茫茫草地。北上红军得到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怀,也受到了共 产国际的关注。9月18日,正当调动部队执行党中央经过共 产国际批准了的行动计划时,张国焘突然提出停止北进,转而西渡黄河的主张。张国焘的主张在岷州军事会议上没有得到支持,便匆匆忙忙赶到漳县的司令部,找到没有参加会议的李特,等人,阐述他西渡黄河的主张。李特还没等张国焘说完,就表态说:你的这个计划不是更好嘛,可以减少损失,又可以另辟新的根据地。其实张国焘的用意被毛泽 东一语点破:张国焘总想离开中央远远的。而李特这样一个文韬武略的高级将领,在张国焘面前除言听计从之外,竟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成果和见积,可见这种盲从和愚忠以入骨髓。

  李特和黄超之死成为一个千古之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又是谁以何种方式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直到今天也无从知晓。传说倒有几种,一是说在苏联遇难的,是在苏联向共 产国际为西路军讨说法的时候,被作为“托派”清洗掉了;二是王明等经过新疆去延安时以“托派”的名义处决了他们。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谈及,是王明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等人经过审讯已被确认是托派,受到处决。三是说王明、康生向邓发下的命令,李特和黄超在准备到莫斯科的机场上被枪杀。无论哪种说法,李特之死是与从苏联回来的王明,与斯大林清洗托派有关系的。李特虽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积极的拥护者,也曾是张国焘在“肃反”中错杀了很多同志积极的执行者;他还领人追赶脱离危险区域北上的党中央,但他罪不当诛。从当时的情况看,张国焘另立中央已不容于党内高层,共 产国际对张国焘态度明确,西路军失败丧失了实力,所以四方面军实际上成了批判对象。很多同志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比如回到延安后就被安排到129师当营长。从军长到营长,没有任何怨言。后来在毛泽 东干预下,担任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参谋长。李特在西路军残部败退新疆进入迪化后,他仍不悔过;没有认识和改正错误的表现,还经常发牢骚。中央领导对张国焘手下的人或多或少的抱有成见,李特作为张国涛的亲信,又有持枪追赶毛泽 东的经历。所以在王明拿着共 产国际清理托派的圣旨,对黄超、李特等人下手的时候,没人出面为他们说话,所以那结局是必然的。

  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经安徽省霍邱县时,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蹲在路边,手里拿着一条写有“徐克勋我儿归来”的白布。一般的官兵都不会知道徐克勋是谁,因为这个名字已经被历史湮没,使用这个名字的人也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十年时间了,这个名字就是著名的红军将领李特。那个手擎白布、苍苍白发的老人,就是李特的母亲。老人家手擎白布寻子的时候是在1947年,该是李特参加革命离家26年、被害10年之后的事了。老人家坚信,时年45岁的儿子,肯定会生龙活虎的活跃在为穷人翻身解放打天下的队伍中,老人不会想到她的儿子在十年前仅35岁时就已经离世。所以,这个善良的老母亲在以后的岁月中,还会怀着极大的希望,想象着同儿子见面的那一天;还会在路边面向着匆匆而过的部队,擎起那寻子归来的白布。那是老人家的全部寄托,那是老人家心中的期盼。无论是风雨飘摇还是飞雪漫天寒,无论霜天残月还是夕阳黄昏,我们盼望着这位可敬的母亲手擎寻子白布站在路边,永远的站在路边,因为只要她站在路边,她的心中还有梦。

  很多人把西路军左支队冲出祁连山之前的安西之战的失败归咎于李特,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37年4月24日,李卓然、等率领左支队进至甘肃安西城南25华里处的石堡城,准备攻打安西县城。此前,马步芳已经做出红军去向的判断,严令各路人马尾追堵截。4月23日,马步康旅一个主力团进驻安西。红军在安西收买的情报商贩即出城向红军报告了敌人增兵的情况。但西路军多数工委委员认为,敌人“增兵”之说有诈,商贩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奸细。负责军事指挥的决定仍照原定计划当夜攻城。安西县城面积不大,但城墙均系黄黏土筑成,又高又厚,利守难攻。、程世才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于当晚从城东和城西发起进攻。但第一梯队刚进至安西城东关,即遭守敌的猛烈反扑,山炮、迫击炮、机关枪吼声大作,火光遍地。第二梯队向城西门进攻,也遇到敌人密集火力的压制,几次冲锋均未成功。红三十军政委程世才回忆说:“事实已经证明,那位老乡(商贩)的话一点不假,如果没有一个旅以上的敌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炮火,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我和交换了意见,立即停止攻城,向王家围子转移,那是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这笔帐一直是记在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参谋长李特身上的。在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曾说: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这为李特洗去了那年的冤冤枉。

  多数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并不认为李特是“托派”和反革命。原西路军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建国后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杜义德中将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在西路军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带领几百人到新疆,就说明了这一点。李特早就应该平反了。” 曾任红三十军政委、建国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的程世才中将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很坚决,能吃苦耐劳。至于1935年9月,李特奉命去追赶党中央、带领一部分四方面军回头南下,说中央北上是机会主义,一些人说李特是反中央,这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所以,徐帅、先念主席对李特的问题很关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况查清楚。” 中顾委委员的宋侃夫是原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他说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条件下,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我们离开新疆以后,把李特、黄超留下来了,后来听说把他们当做反革命处理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当时把李特当成反革命是冤枉的,应该平反,因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四方面军对李特这样的评价是很客观的。

  解放军总政治部党委1996年6月5日发文:李特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战功。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 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过贡献。李特同志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他以后的被误杀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的延续。同时,这份文件也指出,李特在红军会师期间追随张国焘,追赶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犯有一定的错误,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就是托派分子。李特在含冤死后的四十八个年头时,获得了烈士的追认。时任红三十军军长的国家主席曾经这样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这里说的“和彭老总吵架”就是指李特带人追赶北上的中央时,和彭德怀在途中发生的争吵,后来为毛泽 东劝止。西路军总指挥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学。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 元帅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中写到:他们都是我党和军队的干部,河西走廊和祈连山那么艰苦和残酷他们都没有投降,却在新疆让我们自己人给杀掉了,实在令人痛心。李特被错杀,这令人痛心,但相比较,李特还是幸运的。他终于1996年得到了平反,和李特情况差不多,时任红五军政委的黄超则最终扣定了托派的帽子。

  11、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式社2000年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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